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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梦见天黑刮风下雨-梦见天黑下雨好不好

西安市的回民街上,人、自行车、三蹦子、小汽车日复一日地形成大股洪流。

张喜平是这洪流中的一分子,脸微侧、眼闭拢,拉一辆装鸡蛋的板车,手里的铁棍敲敲打打。从1990年开始,他已在回民街上贩鸡蛋三十一年。

五十七岁的张喜平患有先天性青光眼,自出生起便全盲。每天他起个大早,从市郊的家中独自一人携两大筐重一百六十斤的鸡蛋,转两次公共汽车、耗时一个半小时到回民街售卖。不论刮风下雨、天亮天黑,不卖完坚决不回家。

走街串巷多年,张喜平总结出两步诀窍:他心里有张地图,哪儿拐弯、哪儿掉头,就凭直觉迈步子,这是第一步;手里的棍棍左敲、右敲,敲到台阶、垃圾桶、小车等障碍物,迈出的步子就收回、绕开,这是第二步。

他叫卖的广告词简单,只一句“卖鸡蛋嘞!”夹着陕西口音的升调、降调,他一天要喊上千次。

开始一场交易更简单。“拿二十块的!”在嘈杂中敏锐地捕捉到这句话,张喜平立刻停下脚步。

“其实就是一回生,二回熟”

3月28日,早上八点多,张喜平出现在巷口,回民街市刚刚冒出人气。

张喜平不足一米六,个小但结实,厚唇大耳,长一头寸而锋利的灰白色短发,发际褪成小写的字母m。

这天他穿黑胶鞋、军绿色的夹克衫,内里两件敞口衬衫;一根铁棍笃笃敲在脚前,身后拉着辆白色小板车,上搁两个盛满鸡蛋的竹筐,拿塑料纸罩着,每筐四十公斤重。车头挂着塑料袋、帆布包,还有装着老式杆秤的铁皮箱。

有人在街边喊:“张喜平,老刘家要一桶蛋!”张喜平便止步,人一歪,伸手接过一只塑料桶。

这是家泡馍店,是张喜平每天的第一站、第一桩生意,也是最大的客户,总要买他一两桶鸡蛋。

张喜平搁下铁棍,佝腰往竹筐里摸去,将鸡蛋三个一抓,慢吞吞放到桶里。

他那腰弯成近乎标准的直角,只坚持三分钟就累了,便蹲下去,拿自己的脚后跟当凳子。他的眼睛总是闭着的,偶尔眨一眨,估摸着桶里的鸡蛋有没有放到顶。

张喜平偻腰往竹筐里摸去,将鸡蛋三个一抓,慢吞吞放到桶里。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他的每个动作都慢,装一桶要十分钟。完事后,拿杆秤一吊,两指捻着杆上用胶带贴注的刻度,多则减,少则添,再交蛋、收钱。

五十元的大票子,他收在衬衣外层,其他毛票子则贴身放。区分不同币值靠手摸,比大小,比长宽。鉴别假币也靠摸:假币“像油光纸做的”,摸着没有凹凸感。经手指揉搓的声响也不同,真币是“克呲克呲”,假币是“噶扎噶扎”。

张喜平准备为鸡蛋称重,秤杆上的刻度被胶带贴注而出。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张喜平继续往前走,不断地被人与车裹挟着、超越着。他那棍子笃笃杵地,嘴里吐出啧啧的声音,提示自己也提示路人。

张喜平说,他出生二十天时,母亲发现他的眼珠子始终不会动弹,就和丈夫一块把他抱到西安市的医院去。由此知道得了先天性青光眼,求医问药几年,转遍了西安市却总看不好,只能作罢。

他的童年因此是多灾多难的,摔跤“不尽其数”:掉下过下水道、防火洞,最危险的一次,掉入一口近十米深的吃水井,是几个乡亲一起把他捞上来的。年轻时,他的头上、手上、腿上,新伤旧伤、大伤小伤不断。

而后他就有了“直觉”,“其实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好比在回民街上,刚来时也是“两眼一抹黑”,走得多了,金银手饰店的敲打声、水果铺的刀子削皮声,拉客的嗓门儿、音响里循环的歌,香的、臭的、辛辣的气味,都成了他的指向标。于是他能下意识地走了,“好像你闭着眼也能摸到自己耳朵。”

人的脚步声、车轮的擦地声,他也能分辨,便有了前后左右、距离远近的判断,随之可以避让。“眼力是人生的第一道窗口,耳力是人生的第二道窗口——我这样的人,耳力再不行,我混不好这些年。”

这两年,他感到直觉与听觉都在缓慢退化,意外撞击因此较过往频发。

好在他已形成轻脚慢步的习惯,即便撞上店家的锅、桌椅,或路上的行人、垃圾桶等等,他的碰撞也是极轻巧的,只怔上一怔,然后要么说“对不起。”要么说“谢谢!”要么说“对不起,谢谢!”若无其事地绕道而过。

鸡蛋专家

10点左右,张喜平到了回民街保健院家属楼下。他的嗓门本就很洪亮,到了静谧的居民区更显出威力,“卖鸡蛋嘞!”炸得许多人侧目。

顾客从窗户里朝下喊住他,穿着拖鞋飞奔而来。

有的抱怨鸡蛋升价,怎么竟要五块二一斤?他一条一条讲道理:“天气热,鸡不爱下蛋了。而且今年粮食贵,饲料就贵,那鸡蛋的进价自然也贵。我每斤就赚几角钱。”

有的扫码支付,没听见收款的提示音,就问他:“收了么?怎么没声音?”他搭闭着眼睛,一仰头道:“没声音么事,信号慢了,你走你走!”

张喜平常用的只有一台按键式的老年手机,他用不了智能机,因为“哪儿哪儿都是平的,摸不出来。”不像老年机,把快捷键设置妥当,能给他报时、报号码、报短信。

张喜平听老年手机报时。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三十六分。”手机说。

张喜平立在板车边,美美地哼了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那一阵生意算顺利,散客、熟客纷纷临门,五斤、十斤地往外卖,钞票一张张往兜里送,鸡蛋转眼少了半筐。

称重、算价,张喜平反应得飞快——他没上过学,但多年的商贩经历让他对两位数内的加减乘除滚瓜烂熟。

张喜平说,自己十一岁就开始在村里的工地上拉架子车,还为村附近的沙子场捞过河沙。1984年,他听说隔壁嫂子在卖鸡蛋,他就也养鸡、卖鸡蛋。最早是一个人去西安老站,在火车站附近叫卖。

1990年,他住的村子通了中转可达西安市钟鼓楼的公交线路,他就把生意挪到了回民街,从此没再离开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卖鸡蛋,每天能挣十来块,“那时候钱值钱,一个馍馍才五分钱。”

张喜平将称好的鸡蛋递给顾客。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他自己养鸡也是养到1990年,后改从其他养鸡场进货。“因为养鸡太复杂了,有那么多疾病,都得从书上看。我看不来,就得让人念,但又不能总麻烦别人。”他其实是好学的,小时候还曾到村小去听过墙脚。

他尽力在鸡蛋的领域做成专家,不厌其烦地向顾客发表鸡蛋专家的言论:“放鸡蛋,要空气越干燥越好——莫放冰箱,会起霜,起反作用……蛋壳有光感,就说明鸡没生病,不缺钙。如果鸡蛋壳是毛毛的,这蛋就容易碎,是鸡的肠胃不好,有大肠杆菌。”

他还有卖蛋的哲学。卖蛋卖蛋,卖的也是运气,张喜平说。

午后,运气急转直下,眼见到了下午一点半,一筐蛋还没有卖见底,保守算还剩下九十多斤。

“今天不行。”张喜平焦躁地去揪车把上缠着的胶布。这是他一天烦闷的开始:卖不出去,鸡蛋就连同运气一块儿砸手里了。

他为此没胃口吃午饭,挨到快三点,饿极了,才花一块钱买了只白馍馍。从小皮院街拐进一条小巷子,找到一个石墩——是他每天吃午饭的专用座位,坐下不到五分钟,空口吃完了馍馍。

“人生在世上就是来卖力气的”

六点钟,晚高峰来了,本就狭窄的小路,横向里人挤车,车挤人,滴滴叭叭、水泄不通。纵向里更是望不到头。

张喜平跟在一辆三蹦子后面,一手摸着三蹦子的车屁股。三蹦子往前挪一点,他就往前踉跄一点。诸声鼎沸之中,他的听觉大受干扰,走两步就要撞人、撞车。

一下午的生意都不好,鸡蛋还剩大半筐。绕回最热闹的北院门后,张喜平决定折价甩卖,一斤蛋五块钱。

有人想杀价到四块五,张喜平有点生气:“一分质量一分货,你总不能让我一点都不赚吧?”又说:“我是大老远来的。”

他住在西安城外20公里的马王村。每天早上五点半,他自然醒来,然后洗脸、漱口,临出门前吃五颗胶囊,活血化瘀、治疗静脉曲张的。

六点出头,女儿会陪他推着装有两筐鸡蛋的三轮车,走过一条“匚”形路到村外的公交站台,等302路车。

302路的司机谈师傅说,张喜平谨慎,几乎从不让人替他提筐子,“怕让人把蛋碰坏了。”张喜平总是自己先上车,回头摸索,背一弓,腰一拉,就把竹筐提了上来。“早几年他哗一下就能提上去,现在看看也有点吃力了。”

302路车是小巴车,空间逼仄。每次坐车,张喜平的鸡蛋一筐放在脚边,一筐放座位上。他本人就立在驾驶座的后面,一手抓着一只筐,一手抓着前排的扶杆,对两筐蛋呈半包围保护姿势。

302路车队为张喜平行方便,给他在起重机厂独辟了一个下车点,让他能坐上首发的612路车,直达回民街。如不堵车,张喜平到回民街通常刚过早八点。晚上他则要赶在六点半前离开,以坐上回家的末班车。

眼下过了晚七点,张喜平还游走在回民街上。相熟的店家见到他,问他怎么还不走,赶不上末班车了吧?

“卖不动,卖不动。”他念叨,又自言自语:“卖不动咋办?只能继续卖。赶不上车咋办?那也没办法。”

入夜后,回民街上人流量增大。张喜平继续叫卖。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他一直未婚,年轻时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不肯,“比我好的瞧不上我,比我条件差的,我也不想找——不是给人添累赘,就是找个累赘。”1990年,他抱养了一个女儿,现已让他做了外公。家里还有八十多岁的母亲,常年要用心脏病药。他自己的左腿有严重的静脉曲张,半截小腿的血淤得像根胖茄子,表皮如鱼鳞斑驳。他去省医院治过一回,嫌太贵,就自己回来吃药。

他和母亲的药费,每月要花近一千块。家里剩不到二亩地,承包了出去,每年拿三四千块。卖鸡蛋的月收入,基本在两千元上下,加上每月共计一千元左右的低保补贴——略显拮据的生活。

所以张喜平不敢停下,一旦闲在家里,他就觉得无比愧疚:“人生在世上就是来卖力气的。”

卖不完鸡蛋他也愧疚,踌躇着不愿回家,一面继续在回民街上游荡,一面狠狠地揪车把,扯下巴掌宽的一道胶布来。

直到七点三十三分,一家油泼面馆要了他最后的十三斤鸡蛋,他才终于松弛了下来。

躬身抓完全部鸡蛋,张喜平收下钱,径直摸到最近的垃圾桶处。和鸡蛋打了一整天的交道,他两手沾满鸡毛、鸡粪、鸡蛋清,摸索着用塑料纸擦了擦,凑着垃圾桶甩干净。

有这欲望,就能活好

将近八点钟,张喜平准备回家了。

他先将板车锁到回民街对面的环卫站里,因错过了公交末班车,又打电话托附近的熟人捎他回家。

等车时,他再次把脚后跟当作板凳,蹲着念念有词,重释自己的理论:老得走不动了,干不动了,才是真正的“苦”,其他时候都不算真苦——况且回民街上从没人欺负他,反倒个个要帮他。熟客买完他滞销的鸡蛋,熟人分文不取捎他夜归,城管放他行,环卫工人容他存车。他那辆崭新的板车,是几个月前西安理工大学的志愿者团队为他免费制作的,轻便异常,替换下用了近三十年的旧车。

所以他现在也不觉得苦。

他此生最熟悉的两块地方就是回民街与马王村。闭眼在这两地横行,绝不是一句空话。

坐在回家的车上,他隔一阵就问,制药厂到了吧?锅炉厂到了吧?那是他的直觉又起作用了。

直觉告诉他这些年的周遭变化:回民街的砂石路改成了石板路、沥青路,有时游客多到他无处落脚。回民街外的马路从十米加宽到六七十米,两车道成了八车道。公共汽车的“天线”撤了,先改成了发动机在车头的燃油车,而今逐渐多用发动机后置的纯电动车。燃油车的噪声最大,电动车则平稳无声。

张喜平的左腿有严重的静脉曲张,半截小腿的血淤得像根胖茄子,表皮如鱼鳞斑驳。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他的身体也在变化,左腿总疼得厉害,渐渐竟有些跛脚。也正因此,他的每双鞋的鞋底外缘都磨损严重,走不出两三个月就要换掉。

医生早劝他少走路,原来他不听,现今感到体能逐年下降,偶尔也会屈从。不过这屈从还是极有限的,迫不得已时,停业在家顶多一天。

回民街上的每个老客户都是他的见证人:一年三百六十多天,不见老张来卖鸡蛋的日子最多不会超过十天。

家庭责任之外,张喜平有别的盼头。耳朵是他的工具,听觉是他的享受。他想买一套“好的”音响设备,几万块的谈不上,他恐怕他的经济实力永远达不到——但一万以内的,“可以做做梦。”

他说他有这欲望,就能活好,就能自食其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张喜平还在河滩捞沙子时,就攒钱买了一台红波收音机,听新闻、听邓丽君唱歌。八十年代又买了台康力牌收录机,邓丽君、凤飞飞、邰正宵等人的磁带收集了两三箱。2002年,几乎是“奢侈的”,他省吃俭用,掏两千块买了一套碟片机加音响,“回家再累也要听会儿歌。”

这天到家已近十点,张喜平没有听歌。

养鸡场的人在傍晚送来了新鲜鸡蛋,他一回家就坐在门厅里,一个一个摸鸡蛋,把沙皮的、发涩的、毛的、碎的全捡出来,好的则稳稳放进筐里,备着明日贩卖用。

整个过程要两三个小时,结束已是深夜。

手机显示,他今日走了三万多步路。

对张喜平而言,这最平常的一天中,他步行十三小时,卖出一百六十斤鸡蛋,净赚了七十块钱。

新京报记者冯雨昕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项玲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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