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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梦见老婆婆-梦里梦见自己喜欢的人

文/石昌林

提起父亲,不能不提到他的小卖部。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家里因为一场大火,父亲的手臂落下残疾,失去了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能力。好在那时正是大集体时代,于是父亲被照顾去经营村里的小卖部,每日按一个壮劳力记十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有工分——这在当时是除了公社干部以外,一份最实惠的美差了。

一条南北走向的乡村公路,顺着一条大沟的沟底一头连接着南边热闹的集镇,一头往北走村串户向大山深处延伸。就在距离集镇两公里远的一个村子中心,紧挨着公路东侧的是一排很有气势的坐北朝南的大瓦房——当时的大队部所在地。父亲的小卖部就设在大队部靠近公路的那间厢房里。厢房一南一北对开着两扇窗户,南边是对开门样式的大窗户,北边是格子小窗。在厢房的中间位置有货架隔开,外间作为父亲的小卖部——我们那时都叫它代销店。代销店紧靠窗户的位置摆放着一张带有两个抽屉的大桌子,桌面上摆放着算盘和人们喝酒时共用的搪瓷缸子。两个抽屉,一个放账本和钢笔,一个放钱,平时抽屉都是用锁锁着的;里间是父亲的卧室,从货架旁的过道进去,透过昏暗的光线,可以看见一张木床和床上的被褥。

大瓦房泥土夯筑,瓦屋顶,两间堂屋带三间厢房样式。大瓦房的墙壁虽然在靠近公路的西边风化剥蚀严重,甚至代销店窗台的窗户因为长期被人靠近攀爬,窗台塌陷、墙体脱落,但它和周围人家的房屋相比,还是显得高大、气派。大瓦房紧靠公路的是一间堂屋带两间厢房的样式,远离公路的是一间堂屋带一间厢房样式。从外观上看,堂屋只有两扇大门而没有窗户,厢房都是南北对开窗户,只不过除代销店有对开门的大窗户外,其他厢房全是格子小窗。

从靠近公路的堂屋的大门进去,一左一右分布着两间厢房。右侧厢房的墙上一里一外开有两道门,进去各是一个小房间——用土胚把厢房从中间隔开而成的两个小间。外间住着一位五保户老婆婆,里间是大队部的卫生室,墙边摆放着一个木头架子,给人看头疼脑热以及防疫用的药品针剂就摆放在架子上;左侧厢房只有一扇门,开在靠近大门的地方,进门就可以看到小卖部里的琳琅满目的商品。从远离公路的最东边的堂屋大门进去,房屋敞亮而又开阔,因为堂屋和厢房是打通的。作为大队的机房,里面摆放着打米机、粉碎机和磨面机等加工机械。不过,机房的大门平时总是锁着。夏收或秋收过后的下午,陆续有人来加工粮食了,人们先把挑来的粮食放在门口排队,然后使唤小孩去管理机房的舅舅家里叫他,舅舅家离机房不远,或者就站在大队部门面的院坝上吆喝一嗓子,等到机房门前的粮食挑子排起了长队,舅舅才慢悠悠地来了,打开大门后许久,机房里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地动山摇,震耳欲聋,一直持续到下半夜才能结束。这时候,代销店里的说话声得提高几个八度才能听见。

代销店虽然只占半间厢房的面积,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最显眼的货架上层次分明地摆放着纸烟、瓶装酒、塑料袋装杂果(一种用淀粉、果仁、蔗糖做的糖果,大拇指样子大小,吃起来香甜酥脆)、毛巾、手帕、卫生纸、洗衣粉、脸盆、肥皂等;紧挨着货架的地上还斜靠着一些麻袋、塑料袋子和纸箱子——麻袋里面装着生花生、枣儿糖(蜜饯)和红糖)、塑料袋子和纸箱子里面装着水果糖(可以论个卖)和散装饼干(散装饼干是装进大塑料袋子并扎紧袋口后放在纸箱里的);小卖部靠近堂屋的这面墙边,有一个大盐池子,盐池子上面摇摇晃晃地挂着一个带搓瓢的钩秤。盐池子是用砖头倚靠墙面在地面上垒砌起来的一个方形大池子,里面抹上水泥隔开泥土而成。父亲从乡上的分销店进(购)来的一袋袋食盐,打开封口后就倒进盐池里,社员们来买盐时,拿着自家的盐罐子或盐缸子(泥土烧制而成的土罐或搪瓷缸子),要买多少报上斤两数目,父亲便用搓瓢在盐池子里铲起一些盐,挂在秤钩上把准秤星,抖动搓瓢,秤好后倒进社员的盐罐子或盐缸子里;紧挨着盐池子的是几个口小肚儿圆的大坛子,里面分别盛放着散酒、酱油和醋。散酒缸和醋坛子口上都压着一个像葫芦一样的布袋子,布袋子里面包着的是洗净的细沙子,用来防止酒精或者醋挥发;酱油缸上面则是一个硬纸片,上面粘着斑斑点点的黑色的酱油油渍。

大路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可代销店的生意依然冷清。那时候每个村子都设有代销店,人们在本大队的代销店里可以赊账,所以社员们都选择在本大队的代销店里买东西。只是偶尔有住在深山沟里的人去集镇赶集返回时走累口渴了,才会来到代销店的窗口前,掏几分钱让父亲给打上一两二两散酒解渴。父亲打散酒的动作敏捷而娴熟。他先是揭开压在酒坛子口上的大沙包,再根据顾客买酒的斤两数目,取下相对应的挂在酒坛口口上的酒提子(一种专门打酒的工具——一根细长细长的铁棍儿的顶端弯成钩,底端焊接一个有底没口的圆柱形的铁皮容器而成。),往酒坛里使劲儿一杵,听见“咕咚”一声,便迅速提起酒提子,然后慢慢地倾斜酒提子,把酒倒进公用的搪瓷缸子里递给顾客。顾客眼见酒全部倒进了酒缸子里,便依着窗台,用沾满泥巴的手小心翼翼地接过搪瓷缸子,眯起眼睛,小口慢饮起来。直到搪瓷缸子底儿朝天,再也空不出一滴酒来,才依依不舍地把搪瓷缸子放回原处,咂巴咂巴嘴,俯身收拾起扁担箩筐,哼着小曲儿往回家走。父亲打酒的动作也有不迅捷的时候,比如外公来了。外公身材魁梧高大,和瘦小的父亲站在一起形成了强烈对比。外公一般不在外面喝酒,他每次来打酒,总是提溜着酒瓶子,背抄着手(两只手在背后交叉握着)缓缓走来。外公来到代销店窗前,把酒瓶子往抽屉桌上轻轻一放,小声告诉父亲需要打酒的斤两数后,也不观察父亲打酒,而是低头在身底的衣服里摸索,等父亲酒打好了,外公的钱币也摸索出来放在了桌上。父亲给外公打酒时,也是使劲儿把酒提子杵进酒坛子里,在听到“咕咚”一声后,并不急着提起酒提子,而是稍微等一下,才小心缓慢地提起……

代销店、卫生室加上机房,大队部门前又有一个大院坝,这里自然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场所,成了大人们每日放工后或农闲时在此谝闲传(休闲、闲话家常)、小孩儿们看热闹撒欢儿的活动中心。可处于热闹之地的代销店,生意却并不配合。那时候,不到万不得已的关头是没有人来代销店购物消费的。家里正做饭时突然发现食盐味精酱醋没了,急忙使唤小孩儿跑来代销店;屋里要招待客人,或是请人帮忙干一天农活了,得来代销店买上一斤两斤散酒。那时候,农村普遍贫穷,人们来代销店购物总是赊账,父亲的账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人名,人名的后面跟着一连串用“+”号连接的阿拉伯数字——还清了的用笔把名字连同数字划去,新欠的又记在后面。也有那些干活累了,或是闲来没事儿的农人们,来代销店打上一两二两散酒,在窗外慢悠悠地喝完后才说没带钱的——红着脸逼迫你记账;或是那些条件好点的买了散饼干、生花生,坐在代销店的屋子里就着“下酒菜”小口慢品的,也有赊账。

代销店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是在腊月里快过年的时候。“今儿七,明儿八,吃了腊八过年恰(快过年啦)。”腊八节一过,代销店门前便开始热闹起来。宁穷一年不穷一节。劳碌奔波一年到头的农人们,再怎么说也得在春节期间对自己和家人“奢侈”一回——瓶子酒得买几瓶,散酒得买几斤,油盐酱醋得提前备齐,杂果饼干水果糖,白糖红糖这些都得买——亲戚朋友来了要喝几杯,小孩子要打牙祭,拜年走亲戚得提着礼兴(礼品)。小年腊月二十三到大年三十晚上的几天里,代销店门前从早到晚人头攒动,里三层外三层地被围得水泄不通;大队上有身份或者和父亲关系好的人会从厢房门口直接进入代销店里面选购物品。这时候的大队部门前屋后,人声鼎沸,人头攒动,你踩掉了我的鞋子,我蹭掉了你的毛巾。父亲的账本又一次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人名和一连串长长的数字,帐本的肚子鼓了起来,越来越厚实。

我到了十多岁的时候,因为识得了许多字,帐也能准确算出,父亲便打发我隔三岔五地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去帮他收账。这对于还是学生的我来说真是一件很难为情的差事,因为村里人大多和母亲一姓,乡亲们都是我的长辈或亲戚。每次我拿着账本到乡亲们家里,说“××舅舅或××表叔,我爸让你把欠帐结了?”时,总羞得面红耳赤,觉得自己就是那不仁不义的黄世仁。那时候,没有不赊账的乡亲,家家户户掌柜的名字都记在账本上。我从村头跑到村尾,从沟底跑到梁上,我有计划地选择最近的路线跑完所有的人家,大半天的时间里重复着同一句话——××舅舅或××表叔,我爸让你把帐结了?而得到的回答也总是同一句话——给你爸说下,再等一向(一段时间),等手头一松泛了(经济宽松了)就去结。”,每次我只要一听见这样的回答,立即感觉到如释重负,我答应一声,转身飞也似地跑向另一家。我象征性地跑完了所有的人家,等到回去给父亲交差时,总是空手而归,父亲也从未责怪过我。这样面红耳赤过多少回?我在田间小路上摔过多少次跤?我记不清楚了,但我清楚地记得,账本在我的怀里被揉得皱皱巴巴、不成样子了,我却从来没有在账本上划掉过一个人的名字。

父亲经营代销店的最初的两三年里,卫生室表婶儿散发给小孩儿们的宝塔糖(一种驱虫糖丸)、五保户老婆婆做的酸菜拌汤和酸菜包子,总让人馋涎欲滴、回味无穷;代销店里蜜甜的水果糖、馋人的散饼干、糯软香甜的枣儿糖(蜜饯,我们那时叫枣儿糖),不时地会被我们塞进嘴里,甚至货架上袋儿装的杂果偶尔也会被我们偷偷地打开。那时的代销店在我们兄妹几个的心里真是天堂般美好,要多诱人就有多诱人。

可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又极易相信他人还很容易醉酒的人。

他喜欢结交朋友,爱劝酒,很多时候家里招待客人,客人还没喝醉,他已经醉得不行;在外面就更不用说了,一有酒场,总是喝得烂醉如泥,需要被人搀扶着、甚至是被人抬着回家。母亲为此常常和他吵架大闹,质问他“喝的是酒,还是尿?”。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外面,每一次酒场结束,家里总是要闹得天翻地覆、人死人亡不可。其实,父亲在不喝酒时寡言少语,生活中的他勤劳节俭。在我的记忆中,在他的身体逐渐恢复以后,他总是终日劳作不休。我记得我住进城很多年以后,年近七旬的他,还时不时地背着一大口袋自己种的新鲜蔬菜,从家里走路到镇上,然后坐公交车进城,再走一段上坡路来到我住的小区,爬上四楼把菜送到我家门口;而我的母亲也不是一个蛮不讲理、撒泼骂街的女人,母亲强势不假,却是农村里少有的通情达理、勤劳睿智的女人。那些年,家里的鸡飞狗跳、地动山摇,母亲的歇斯底里全是因为父亲的醉酒而起。是的,如果家里仅仅只是父亲一个人醉酒,就算父亲天天醉卧不起、无所事事,凭着母亲的勤劳智慧,一家人都可以过上比别人家好很多的日子(见《我本好命之五》)。可怕的是,父亲的好酒、轻信别人是与他经营的代销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好酒、轻信他人、代销店,这些关键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会给一家人的生活带来怎么样的风霜雨雪、惊魂失魄?可想而知!

外公的生日在农历九月份。那是一个淫雨霏霏的傍晚,我们一家人都去给外公祝寿。外公家离我们家很近,住在离小卖部有一里多路的西面坡上。那天晚上,正在席间吃喝的我们突然听见从沟底小卖部方向传来几声“代销店失盗了!”的叫喊声,所有人都不太相信,认为天才刚刚黑下来不久,没有人会这么大胆。父亲听到叫喊声,慌忙拿起手电筒拉开门走进雨夜里。代销店确实被盗了。小偷连续撬开堂屋大门和厢房门的两道门锁,拿走了货架上的几条烟和几瓶酒,所幸抽屉上了锁,小偷没来得及撬开抽屉锁,拿走里面的零钱。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小卖部第一次被盗,也是五保户老婆婆死后不久发生的事。没有了老婆婆,再也没有人在父亲夜晚外出时,一个人坐在堂屋大门外的木墩儿上(门墩儿)等父亲回来了。在那之前,父亲出门只需关好代销店的对开门窗户,插上门闩,再给厢房的门上加一把锁,然后告诉老婆婆一声即可。老婆婆在时,堂屋的大门就由老婆婆掌管着,就算父亲回来得再晚,就算老婆婆已经睡下,只要父亲一叫门,老婆婆就会立即起来给他打开堂屋大门。

五保户老婆婆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她是怎么死的?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只是突然间感觉到老婆婆的屋子里没有了响动,变得寂静无声。五保户老婆婆走了,卫生室表婶儿也不常来了,小卖部一下子冷清了许多。尤其是夜晚,除了小卖部里,四周漆黑一片,着实让人感觉到恐怖害怕。

小卖部的失盗让父亲变得谨慎了一些,有时候他晚上要出去,就让我和爷爷来代销店替他看门。爷爷领着我来到代销店里,关好门窗后,总要打上二两散酒,倒进搪瓷缸子里,剥几粒花生米,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慢慢地把酒喝完,喝完了酒的爷爷躺在床上后还会继续念念有词好一阵子,直到我进入梦乡;有时候村里人家办红白喜事有锣鼓家什儿响,他喝酒时便不出声了,喝完酒直接就出去唱半宿花鼓戏或者孝歌子,留下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既不敢关灯,也不敢闭眼。迷迷糊糊地睡着后便不停地做梦,一会儿梦见老婆婆坐在门墩儿上,一会儿梦见代销店四门大开,一群小偷走进屋掐着我的脖子,我感觉已经出不来气,拼尽全身的力气挣脱出来,睁开眼却发现我还躺在床上,什么都没发生,蚊帐边的电灯依然亮着。

那年已经到了年三十儿,代销店的生意依然火爆,屋里屋外全是人。父亲在代销店里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连饭也顾不上吃,他的几个好朋友便陆续前来帮忙。等到父亲送走最后一位顾客,又请帮忙的几个好朋友喝了酒,再送走朋友关上门清点货款时,才发现压在卧室的枕头底下的货款少了一百块。这可是天塌下来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百元大钞,最大的纸币面额是十元,小偷从厚厚的一沓钱中取走了十张。在计划经济下的七十年代,一百块钱就是一个科级干部好几个月的工资啊!而且那时候的干部职工,工资是全部用来维持基本生活的,一个壮劳力包括父亲辛辛苦苦出一年的满工,挣的工分也折合不了几十块钱。那时候,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商店里的物品用多少钱从公社的分销店购进,就是多少钱卖出,没有现在的利润概念;不光没有一分钱的利润,那些用秤和用容器称量的还会有折耗,所以被盗的一百块钱肯定是要父亲用一年多的工分来抵扣偿还。

大年初三的早上,正在麻脸舅舅家门前的院坝上兴致勃勃地玩踩高跷的我,突然看见父亲和母亲黑着脸走来了,一会儿功夫,麻脸舅舅家的门前便争吵起来,乱作一团。原来,父亲通过几天的回忆,大致记起了几个进卧室的人,其中就有麻脸舅舅。麻脸舅舅家儿女多,家里比较穷,所以父亲就认定是他偷走了钱。看热闹的人陆续赶来,有劝架的,有叹气的,还有小声议论父亲不对的,我站在高跷上,看得一清二楚。我怕母亲看见我过来打我,赶快找到一处高地,坐下来解去绑在腿上的绳子,躲到人群后面。不过吵架一会儿就结束了,因为麻脸舅舅发了毒誓。后来父亲又去请示了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让他点燃一支烟,从小卖部出发一边吸一边走向他怀疑的人家,如果到了哪家的院坝上烟刚好熄灭那就是这家。于是父亲点燃一支烟从代销店出发走向管理机房的舅舅家,结果刚走到一半路,烟已经熄灭了;他第二次点燃一支烟走向靠近小溪边的表叔家,谁知他的脚已经踏上了表叔家的院坝,烟却还没有燃尽。父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偷钱的人,一个正月里,别人家里欢声笑语,我家却是阴云密布,我们兄妹几个更是大气不敢出。

代销店的几次最严重的失盗,都与父亲喝醉酒有关。那次父亲在朋友家喝醉了要回代销店里,朋友见他醉了,提出要送他回去,他不让,说自己没醉,谁要送他他就不回了,朋友没办法只好由着他踉踉跄跄地往回走。父亲走到半路酒劲儿上来了,他顺势就躺在田坎边睡着了。一阵风吹来,父亲似乎清醒了一些,但他睁开的眼睛很快又闭上,朦胧夜色中他以为自己睡在小卖部的床上,在酒精地作用下,父亲竟唱起了花鼓戏,直到有人循声找到他并告诉他代销店被人翻了个底儿朝天……还有一次,父亲也是在朋友家喝醉了,喝醉了酒的父亲又是一个人往回走,有一点点不同的是,这次父亲不是醉倒在半路上,而是醉倒在了大队部东边的山墙边,等到凌晨时分他口渴难忍清醒过来站在代销店的门前时,他彻底傻眼了,代销店大门的门锁还在,可大门已经被抬起放倒在一边——是被几个人用手抠着门缝给抬起来的,代销店堂屋里码得整整齐齐的化肥被掏了一个大窝坑——半晚上的功夫,小偷竟然搬走了几十袋化肥,而他就睡在距离代销店十几米的地方。这是土地到户后不久发生的事情。土地到户,农民种地的积极性高涨,化肥的需求量激增,而且买卖有差价,父亲看到了商机,农闲时从氮肥厂购进了几百袋化肥,屯在大队部空着的堂屋里等农忙时卖出——因为他的好酒,商机秒变人祸。

代销店的几次人祸也与我有关,它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成为我半生的梦靥。

一个河南人,红黑脸庞,大嗓门,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长得敦敦实实——听父亲说他是贩卖鱼苗的。他一直答应要给父亲弄一些鱼苗来,也经常来代销店里喝酒。有时候是他请父亲,有时候是父亲请他,父亲请他时他不掏钱,他请父亲时总是把账记在本子上。每次河南人“喝醉了”,他先是用手指指向父亲,后又用手掌猛拍自己的胸口,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特有的河南方言愤愤不平地对父亲说:“老石!有人说我是个骗子!你说说,我是不是骗子?!”大嗓门、说话时的那种理直气壮让我至今清晰记得。那天父亲不在,我一个人在代销店里写作业,消失了很久的大嗓门来了。大嗓门在窗外站了一会儿,问了我几句话后,便提出要买东西。他拿了几瓶酒,几条烟,让我把账记在本子上,并不停地对我说鱼苗来了一并结清。大嗓门走后不久又返了回来,他好像有点不放心似的,再次叮嘱我让我记得转告父亲,鱼苗一来就把欠款结清。大嗓门见我不停歇地点头答应,便又提出让我取点钱给他用,我把抽屉里的十几块钱都给了他,大嗓门迅速离开了。大嗓门走后,我把借的钱数同样记在了账本上——大嗓门的名字后面密密麻麻地记着一连串的数字。可从那以后,他再没到村里来过,我才知道自己被骗了,我不敢对父亲提起他,我为此羞愧了很长时间。

我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有时候家里晚上招待客人,父亲就让我一个人去代销店看守。因为第二天早上要去学校上学,我早早地起了床,准备回家洗把脸,顺便把代销店的大门钥匙放在家里,然后去学校。我家住在梁上,当我爬上一面坡回到家里,洗漱完毕,背着书包,顺着梁顶的公路往学校赶时,晨曦中的我隐隐约约地听到几声从沟底传来的叫喊声,我没有在意,继续往学校跑去。我坐在教室里不久,同学便给我带来了代销店失盗的消息,我急忙奔出校门,顺着沟底的公路跑回代销店,代销店门前围了很多人,人们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小偷是从卫生室后面的窗户进去的,到了堂屋撬开了代销店的门锁。小偷动了脑筋。我们的村子处于丘林地带,代销店的门前是一片梯田状的开阔地,没有人家,视野开阔,小偷大白天不敢从正门下手。只有后面距离大队部二三十米的地方,梯田状地分布着密集的人家,这样大队部房后自然就形成了一面缓坡。大队部房屋后面有一条阳沟(排水沟),因为要排水,所以经常开挖,这样房后便是一条半人深的排水沟。排水沟的上面还有一条小路,但平时走的人少。小偷就是利用了我回家送钥匙与父亲来开门的空当,借助朦胧曙色隐身于代销店后面的阳沟里砸开了卫生室的窗户。

那晚代销店里又是我一个人。一个很面熟的乡亲来买东西,他买了几瓶瓶装酒,又买了一条农工烟——一种老农们常抽的最便宜的棕褐色纸烟,乌黑烟丝,口劲大,年轻人不喜欢抽它。他还是要赊账。我好像认得他,但由不能确定他的名字,乡里乡亲不好拒绝,于是按照他说的姓名把帐记在账本上。大半年过去了,有天父亲突然把账本翻出来,指着账本上的一处笔迹问我:“这是你记的?”我看了看笔迹点了点头。父亲告诉我说那人说了,他没有赊账。听了父亲的话,我心里一惊,我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四十多岁的年纪,高个,黑瘦脸庞,我清楚他是二队的。当父亲提出让我和他一起上门去讨债时,我心慌了,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是我记错了——那人谎报了别人的名字,我在本子上记的是一个身材矮小,长得敦敦实实,家里穷得叮当响的人。我怕父亲骂我,不敢说出实情,只好硬着头皮跟着父亲一路小跑着来到这家人的院坝上。

父亲站在院坝上一会儿功夫,院坝上便激烈地争吵起来。我更加确定那晚赊账的人不是他,但我不敢说出来,我耷拉着脑袋,缩在父亲身后,眼看着他们吵得越来越凶,撕扯着就要打起来,我却不敢上前。心虚、理亏与自责让我杵在那儿,动弹不得。所幸这个人的儿子及时赶到,隔在他们中间拼命劝说拉架,才没有让他们真打起来。后来,在这个人的赌咒发誓下,争吵声慢慢平息下来,父亲叹了一口气,领着我回到了代销店,把这个人的名字从账本上划去。后来,这个人的儿子也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外地工作。一个中秋节前的下午,我们坐在同一辆回村的面包车上,这是我们时隔多年以后仅有的一次见面。也算不上是什么见面,当时的车上非常拥挤,他坐在角落里,与他父亲一摸一样的脸庞,鼻梁上还是一副眼镜,看得出他是带着老婆孩子回家过节来了。他抱着孩子,没有认出我来,我在突然看见他的那一刻,条件反射似的低下头,羞得满脸通红——我没有勇气说出当年的实情。

我到现在都一直认定,小偷是来自于代销店周围的那些住户。父亲经营村里的小卖部的十几年间,除了老婆婆在的两年里,十年间代销店被盗窃了一二十次之多,有时候父亲大白天的刚锁上大门,去几十米远的水井边提一桶水,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小偷就从没有关上的窗口爬了进去。土地到户后的第三年,村里办小学需要使用大队部的房屋,便和我们家商量由村里补助一部分资金,我们自己再添加一部分资金,另外选址新建代销店。母亲满口答应,毫不犹豫地把地址选在了远离村子中心的我家房后梁上的大路边。从此,代销店便一直安然无恙,一家人的生活终于平静下来。

成年之后的我随着阅历逐渐丰富,再去思考那些被盗的事情,审视代销店周围的那些人,我一眼便能看出当年是哪些人所为。我有时候从那些人家门前经过,看见他们苍老的面容、浑浊的目光,耷拉着脑袋坐在院坝上晒太阳,我却高兴不起来,我凝重的表情下藏不住心里想说的话:不劳而获怎么能够长久呢?幸福生活是要用双手去创造的呀?可我还是忍不住同情他们。可是啊,你们永远不会知道,你们当年是怎样让一个孩子过早地接触到了什么是人性之恶,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总是提防着什么,担心自己活不长久……

成年后的我,如果知道乡亲们谁家因为天灾人祸困难了,我还是会主动地去帮助他们,逢年过节的时候送去几百块钱……有时候老婆吵我,我会对她说,几百块钱对咱们来说算的了什么呀?几百块钱其实也帮不了他们什么,就是买点好吃好喝的而已。现在,我加入了达德书院,每学期都会为贫困的乡亲们的子女送去爱心人士的助学款,每次都要从那些曾经带给我梦魇的人家门前经过,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呀?我眉头紧蹙地抬起头,望向远处,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同情可怜他们,可我心里知道,如果不这样做,我总觉得良心上过意不去,我会寝食不安啊。我承认,我遗传了父母亲的某些品性。

好了,一切都过去了!如今,岁月静好,云淡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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